万历年间的历史文化介绍明朝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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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0 11:33:19

大家好，如果您还对万历年间的历史文化介绍明朝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变革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万历年间的历史文化介绍明朝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变革的知识，包括万历十五年我的大历史观概括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本文目录

万历庚申年是那一年
万历其人政治手段是否高明
《万历十五年》与《明朝那些事儿》，哪个更真实客观
万历十五年我的大历史观概括
万历皇帝为什么要收矿税这对老百姓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万历庚申年是那一年

明朝万历庚申年就是万历四十八年，也是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去世，太子朱常洛继位为光宗。这一年的明朝分别送走迎来三位皇帝接手中国执政大权；一个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1620年8月驾崩；一个是泰昌皇帝朱常洛，1620年8月继位，9月被毒死；另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1620年9月继位。

万历其人政治手段是否高明

劝君留一步，小影有话说。

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他在其位却不能谋其政，在位四十八年之久，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于不务正、磨洋工，最终留给后世的是一句“明亡于万历”的骂名。但从他登基之日算起，还是确确实实干过一些稳固朝纲，缓解社会矛盾的实事的，虽然好多正经事是秘书张居正操持，他把关罢了。

回归到本题，小影觉得用“政治手段”给万历下定语还是不太准确的，要是把这个词分开探究还能说的过去。万历有没有政治，不能说没有，他是皇帝，明朝的最高统治者，有统治就有政治，更何况经济、军事、甚至再高端点的驭人，都是政治的一部分，或者是政治的由来和延续；那么他有手段么？我们经常能听到评价一位统治者，或者执政者有政治手腕，很少有用政治手段来形容的，因为手段有其贬义性。到了万历身上，他做皇帝是有其独特的一套准绳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说手段，万历的做法实在低级的谈不上手段，自然也就更谈不上手腕，姑且算一种手法吧。所以，把政治和手段联系在一起去评价万历，实在有些别扭。

评价万历，仿照之前一句很流行的网络用语来形容万历：你见或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急不躁；你怨或不怨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催或不催我，我就在那里不紧不慢······从历史来看，万历的的确确就是这样一名佛系皇帝。

从史书来看，他的前半身用功读书（当然除了读书他也没有别的爱好）确确实实为后来的江山永固起打牢了基础，很难有一位皇帝在后期不见朝官、不闻朝事还能运筹帷幄，在后宫指挥调度一个政治系统的运作的，虽然运作的并不是很好，但至少，万历读书的爱好让他在决策和执政中不被糊弄。人常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万历从一开始的不上朝只批奏折，发展到后期的连奏折也不批的境地，却能保证大明朝在他手上平稳过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已经从滥读的经史子书中悟出了一套治理国家的道理，虽然这套读后感和总结科学性不强，而且他还系统看了《明实录》，更是坚定了自己亲政的自信心。从实际效果来看，许多事情在万历的作用下，确确实实发展的有点让人瞠目结舌，举几个例子：

官员的数量

明太祖朱元璋用极其苛刻的政治手腕和监察体系来控制官员，却最终发展成了官员大批被杀、做官成了高危行业的境地，这种激进的手段所形成的结果被其后世子孙万历用一种近乎柔和的手法做到了，效果一样，但办法却是两个极端。万历前期采用考成法对官员办事效率进行打分，委婉的绕过朱元璋那套对待官员是清或贪的粗暴界定，把目光更多的投入到改良官员绩效工资的手法上来；后期万历怠政不任免官员，形成的结果和朱元璋时期是一样的，朱元璋放宽科举政策，让底层知识分子有了入仕的捷径，又大肆屠戮打压官吏，压缩官吏这个社会成分的生存空间，而万历却用了一个近乎简略的手法——不录用，再辅以局限官学录取的途径、降低官学招生的办法一下子就从源头把官员的数量降了下来，万历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却干出了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手法，显然做官的人少了，工资费用也少了，每个官员干的活和管的事却增多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万历的关注点

万历在处理政务中，看似混乱，任朝官百步，纵然党争不管不问，但他的批复和侧重点是相当明确的，所以小影认为，后世史书对其昏庸的评价是需要打一个问好的。小影在这里也学习一下万历简单粗暴的执政原则，划一条横线：军事战争、其子福王的栽培、金帑耗用以上三条必回，居于横线以上；补缺官员、立储必不回，居于横线以下；而官员请辞、罢官和其他与朝纲礼纪相关的奏折，视心情回复不定，在横线上下波动。

这里需要注释几点，先说必回项。万历分别对贵州、宁夏、援朝抗倭的战役以及对后金的作战事情是极其重视的，而他对军事人事任免、战争部署、粮饷也必然亲自操持；万历对福王比较溺爱，所以有关福王日常用度和花销也必然强调着重办理；而对于国库（当然国库出纳由万历亲自担任）开销比较谨慎，甚至有点太吝啬的境地，除却军饷（忍痛拨付）、福王花销（乐于拨付）以外，万历是很少愿意拿出国库金帑任户部调度的，这样一来，看似明朝的库银归户部管理，但万历自己却做起了帐房先生，算盘打得啪啪响，和户部搞起价来。再说必不回项。也许有人会问，万历贵为皇帝，他不同意的奏疏明确驳回就是了，为何还有不回复之说，的确是有的。不夸张的说，明朝官员是历朝官员中腰杆最硬的，虽然大家都是打工的，但时不时的有人敢炒老板鱿鱼，而这时候老板还得受着，明朝官员这种辞官还乡的做法，一不为涨工资而不为升职位，纯属信仰，其中的关系要害之复杂，小影不做赘述。但至少，万历是了解了言官制度的威力的，所以他干脆耍起了无赖——不回复，即《明神宗实录》中频繁出现的”留中“、”不报“的办法。读到这里，我想朋友们应该明白小影刚开始的那段手段论述了吧，因为万历作为一个执政者，皇帝，大权在握，又熟读经书，深谙治理朝政的一套办法和规矩，却用近乎耍无赖的方法去分拣奏疏，实在不合手段之意。

但不管怎么说，万历统治的时期，大明王朝还是有一个社会矛盾缓解、朝纲整肃的小中兴的。当然，虽然他后期不理朝政，但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因为迟迟不立太子，虽然党派林立但不影响江山社稷；后金成立，明朝统治虽然出现了威胁，但至少，经济和文化在万历时期是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的，这都得归功于其”怠政“之举上。万历所推行的，他有没有文治、有没有武功，都有。万历在对朝臣言官上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做派，这种率性而为和无为而治也许就是最大的政治手段吧。

《万历十五年》与《明朝那些事儿》，哪个更真实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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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现代历史学家黄仁宇呕心沥血之所。篇幅不长，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没有波澜壮阔，只有娓娓道来，看视平淡，却在平淡中揭示了大明由盛而衰，由衰而忘的历史规律，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万历十五年》讲了六个人物，皇帝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清官海瑞，大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看似小说，实为政治教科书。万历十五年是万历的转折点，更是大明的明显拐点。万历清算了张居正，废了新政。朝庭从此开始陷入党争，争国本(立太子)，万历开始庸政怠政。从此大明的皇帝已把控不了朝政，万历开始了心恢意冷，二十多年不上朝，大明江河日下，衰亡已不可避免。

首辅张居正去世，新政被废，说明大明的改革失败，在政治上已无出路。申时行是个表糊匠，人品不错，但人品不能当饭吃。申时行的前任张居正强势，申时行温和。在张居正被赶尽杀绝之时，申时行得知因抄家导致张居正家有人上吊、有人饿死时，他表达了不满，厉声斥责：谁让你们这样干的？表明他并不想得罪改革派，也不想做改革派，适可而止的心态，只想做一个和事佬。

清官海瑞的死，代表大明士大夫为人为官的道德已死，明朝不太讲法制，基本靠道德治理国家，海瑞死，道德终。

大将戚继光的死，说明国家军队死。戚继光的主要功绩是抗倭，是抵御外辱的名将。面对后金的崛起，面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国家何去何从？

哲学家李贽自杀。李贽在大明是和王阳明等身的哲学家(心学)，著作等身。哀莫如心死，李贽的绝望与无助代表了大明的绝望与无助。

《万历十五年》从皇帝、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的死亡、绝望、无为，为我们展现了大明悲剧性的结局。是我们为人、做事、治国理政的经典教科书。

《明朝的那些事》是当年明月的倾心之作。当年明月以明史为基础，以风趣幽默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大明三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虽然个别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但此书无根本的历史瑕疵，是了解明史的教科书，由于此书故事性强，情节跌宕起伏，成为了人们爱读的历史小说之一，可以说开了先河。

两本书的政治占位不同，高度不同，着眼点不同，讲述的年代不同，没有根本的可比性。如真要比较，《万历十五年》讲述的是大明为什么由盛而衰，什么时候由盛而衰。《明朝那些事》则为我们展现了大明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我的大历史观概括

《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观”的研究视角出发，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为考察切入点，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

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大历史观，即宏观的、系统的历史，也即“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

万历皇帝为什么要收矿税这对老百姓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万历是个财迷，这不假，而大明王朝到了张居正死后，万历亲政后，财政一直在走下坡路，朝廷没有钱，同时也影响到了皇帝陛下的内帑。

万历7年矿税收了多少钱？

明英宗时向户部伸手一年要一百万两白银，到万历时又增加了二十万两，这么多钱，在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高度发展的刺激下，万历陛下依然不满足。

于是乎，从万历二十年（1596），神宗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征税。如果是按照额定的税收比例监税，那么这个事情本身不会给普通老百姓造成多大的影响，毕竟真正利益受损的是那些家里有矿的土豪士绅大商人们。

但矿税监在各地却以向皇帝进奉为借口，名为开矿征税，实际上是横征暴敛。当时，“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矿税，而是无地不开矿，无处不征商，无物不抽税。没矿只要有山就给凿一个出来，真的是犀利无比。

同时，矿税监为了勒索钱财，还实行了异常残酷的包矿包税、派矿派税。强行把不存在的矿承包给别人，然后就这样收税。万历二十九年吏部尚书李戴曾在奏疏中这样形容：“不论地有与无，有包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

这种强行摊派不存在的矿收税的手段还算有层遮羞布，吃相没那么难看，但矿税监为了敛财，已经不局限于在“矿”上面做文章了，他们丧心病狂地明火执仗公开抢劫。抄家拆屋地寻找钱财，掘墓搜索金银珠宝。甚至“鞭笞官吏,剽劫行旅”，跟强盗几乎没有区别。

那么在矿税大兴期间，诸个矿税监一共搜刮了多少金银孝敬大胖子皇帝呢？

史料对此的说法不一其中《明史》在《诸王五卷》中言搜刮的金银亿万计，而在《食货五》中给了个详细数字：三百万两。

而明末人文秉撰写的《定陵注略》中又较为详实的记载，数据如下：

万历二十五年，银9790两；二十六年，金816.9两，银147047两，二十七年，金875两，银318590两。二十八年，金179.93两，银458168两。二十九年，金1930.8两，银1035844.6两，三十年，金1737.5两，银705794两，三十一年，金1715.8两、银1129004两。三十二年,金1167.6两、银714827两。三十三年,金1108.2两、银535914两。

此外，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的《万历邸钞》影印本中也有一些矿税监进奉内库的情况记载，约莫估计从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税监进奉内库共计：金9953两，银5401273两，远远超过了《明史》中三百万两的记载。

540万两之多也算是一大笔额外收入，但实际上矿税监收的钱远远不止这个数目，比如税监马堂每年征税达到了二十五六万两，进内库的不过七万余两，七年时间里，被马堂隐匿的税银达到了一百三余万两之多。这还只是他一个人，其他人加起来肯定数目也十分巨大。

矿税大兴造成了那些破坏？

万历矿税的大兴，对明末税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矿税监到了地方上之后，很快就把魔爪伸向了工商业。

万历二十九年，税监孙隆到了苏州督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广派税额”，苏州以织造业闻名，整个织造业都被要求缴税。一张织机每月纳税3钱，才准开织；纺织品每匹抽税3分，才能出售。这对苏州的织造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纺织商人们纷纷歇业关门，数千织工失业，数千染工业失业，几乎断了生路，整个产业急剧萎缩。

除了将目标投向纺织业，盐业，矿冶业，也遭受到了极大的掠夺，同时宦官们收商税，一桥一关一隘口一门一湾层层收税，哪怕只是一江之隔的两个关口，也要征税两次。

明代的社会经济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矿税大兴名为开矿征商，但广大贫苦农民也深受其害。矿税监们征收的对象，已经不局限于矿业，工商业，普通农人也被逼收税，本来就有人头税，现在又一块大石头压在身上，几乎剥夺了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提哦啊接，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矿税的横征暴敛，最终导致了各地的抗税斗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武昌接连发生反对矿税的民变，商民聚众6万人，包围矿税监衙门，将矿税监内十六人绑起来投入了江水之中。

是故，万历矿税只执行了7年的时间，万历皇帝就只能撤回各地的矿监，停止了矿税的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