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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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0 11:33:19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精髓），以及如何做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如何做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澳门时间的历史成就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支撑中华文明传承了几千年
中国研究精神内涵
“龙文化”是如何一步一步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下来的

如何做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在“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孔子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澳门时间的历史成就

澳门历史城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半岛，以澳门旧城为中心，串连起逾20个历史建筑。历史城区的范围东起东望洋山，西至新马路靠内港码头，南起妈阁山，北至白鸽巢公园。该城区建筑群中的各建筑建成时间从明至民国，时间跨度达400多年。

澳门历史城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半岛中部至西南部一段狭长的地形内，通过相邻的广场和街道把澳门历史建筑连为一体，同时也包括半岛东部的东望洋山上的东望洋炮台。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澳门四百多年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历史。正因为中西文化共融的缘故，城区当中的大部分建筑都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澳门历史城区主要景点包括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大三巴牌坊等20多处历史建筑。

2005年7月15日，在南非举行的第二十九届世遗大会。澳门历史城区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v)(vi)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16世纪中叶，因应中外贸易的新形势，明朝政府划出澳门半岛西南部一片地段，供以葡萄牙人为主的外国商人居住及进行贸易，一个融合欧、亚、非、美四洲人民的"华洋杂居"的国际城市由是诞生。葡萄牙人将这个用城墙围起的城市命名为"天主圣名之城"，澳门历史城区就是它的核心部分。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以澳门为传教基地，从事远东地区的传教工作，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及人文艺术，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化成就。而作为基地的澳门，在各修会的努力建设下，开创了许多"中国第一"的事业，如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白马行医院)、中国第一所以西方金属制版和印刷拉丁文字的印刷厂(圣保禄学院附属印刷所)、中国第一份外文报纸(《蜜蜂华报》AAbelhadaChina)等等。

自16世纪中叶开始，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瑞典、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朝鲜甚至非洲地区等不同地方的人，在澳门历史城区内盖房子、建教堂、修马路、筑炮台以至辟建坟场。文艺复兴后的一些主要建筑形式、风格，结合亚洲其它地区不同的建筑元素在澳门产生了新的变体，形成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

建筑格局

结构

澳门历史城区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半岛中部至西南部一段狭长的地形内，通过相邻的广场和街道把澳门历史建筑连为一体，同时也包括半岛东部的东望洋山上的东望洋炮台。

从空间布局上澳门历史城区文物建筑主要呈条状分布，分布密集。按具体分布来说，妈阁庙位于澳门半岛的西南端，守护着内港的入口;港务局大楼位于妈阁庙左侧的妈阁斜巷，往前经过妈阁街为郑家大屋所在的亚婆井前地;再往前经高楼街至风顺堂街，圣老楞佐教堂耸立在街的尽头。圣老楞佐教堂背后的风顺堂上街连着三巴仔横街，圣若瑟修院圣堂的大门就设在这里，而圣若瑟修院则与圣堂紧邻。三巴仔横街往右折上夜晦斜巷是岗顶前地，这里有圣奥斯定教堂、岗顶剧院和何东图书馆。岗顶前地经东方斜巷向下走到新马路，旁边就是民政总署大楼;民政总署大楼对面的议事亭前地，左有三街会馆(关帝庙)，右有仁慈堂大楼;由仁慈堂大楼经罗结地巷转左，大堂(主教座堂)就在眼前;经过大堂进入大堂巷，卢家大屋巍然地静立巷中;出了大堂巷就是板樟堂前地，左边是优雅的玫瑰堂，往前走，经卖草地街再转大三巴街，尽头处就是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右边是大炮台，左边则是旧城墙遗址和哪咤庙。大三巴往左拐出花王堂街便是圣安多尼教堂，不远处就是白鸽巢前地，东方基金会会址与基督教坟场紧贴地候在前地的右侧。而东望洋炮台、灯塔和圣母雪地殿圣堂屹立在澳门半岛的最高峰东望洋山的山巅上。

特点

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境内现存年代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东西方风格共存建筑群，当中包括中国最古老的教堂遗址和修道院、最古老的基督教坟场、最古老的西式炮台建筑群、第一座西式剧院、第一座现代化灯塔和第一所西式大学等。在建筑风格上具有欧洲天主教国家中世纪城市和葡萄牙建筑色彩，淡黄、粉紫色的外墙，白色的装饰线角，形成澳门建筑清新、素雅而又亮丽、华贵的整体外观，有别于中国内陆地区的任何城市。

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澳门四百多年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历史。正因为中西文化共融的缘故，城区当中的大部分建筑都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城区内的建筑大部分仍完好地保存或保持着原有的功能。

主要建筑

综述

澳门历史城区是一片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历史街区，其间以相邻的广场和街道连接而成，包括妈阁庙前地、亚婆井前地、岗顶前地、议事亭前地、大堂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稣会纪念广场、白鸽巢前地等多个广场空间，以及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圣老楞佐教堂、圣若瑟修院及圣堂、岗顶剧院、何东图书馆、圣奥斯定教堂、民政总署大楼、三街会馆(关帝庙)、仁慈堂大楼、大堂(主教座堂)、卢家大屋、玫瑰堂、大三巴牌坊、哪里吒庙、旧城墙遗址、大炮台、圣安多尼教堂、东方基金会会址、基督教坟场、东望洋炮台(含东望洋灯塔及圣母雪地殿圣堂)等20多处历史建筑。

妈阁庙

妈阁庙，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半岛的西南端妈阁山西麓，建成于明朝，在澳门世界遗产中被排在第一，是澳门现存庙宇中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也是澳门文物中原建筑物保存时间最长的，在葡萄牙人来澳门之前就有妈阁庙了。早期称娘妈庙、天妃庙或海觉寺;后定名"妈祖阁"，华人俗称"妈阁庙"。传说葡萄牙人初次登上澳门，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妈祖阁渡头"和这座寺庙。当地人指着寺庙说，这是"妈阁"。葡人以为"妈阁"就是这个岛的名字，于是便有了macao这个地名。

妈阁庙包括"神山第一"殿、正觉禅林、弘仁殿、观音阁等建筑物。庙前一对镇门石狮，形态逼真。庙中有大殿、石殿、弘仁殿和观音阁，均飞檐凌空，气势雄壮。庙内的一块洋船石上面雕刻着古代海船的图形。

港务局大楼

港务局大楼，原称嚤啰兵营，又俗称水师厂，位于妈阁山边的坡道上，是一座受阿拉伯色彩及哥特建筑特色影响的砖石建筑。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成，是当时由印度来澳门的警察的营地，可驻200多官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做港务局和水警的办公地点，现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港务局办公大楼。

郑家大屋

郑家大屋，约建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为典型的岭南民居大屋，木雕石雕技艺精湛，是中华文明在澳门建筑上的典范。同时又受葡式住宅及西方古典风格的影响，室内天花的处理、门楣窗楣的式样是西式的。庭院古色古香，有郑观应手植的紫荆花。

圣老楞佐教堂

圣老楞佐教堂，中文名称为风顺堂，有祈求"风调雨顺"之意。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是澳门三大古教堂之一。现规模制式形成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教堂建筑外观特征在欧洲古典式的基础上带有巴洛克风格。教堂左右钟楼并峙，一座是时钟，作报时用;一座是铜钟，供教堂做弥撒时摇动震鸣用。教堂屋顶，是中国式的金字瓦面，圣堂内挂有古式吊灯。

圣若瑟修院大楼及圣堂

圣若瑟修院及教堂，又称小三巴寺，由耶稣会士建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圣若瑟修院圣堂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兴建，规模仅次于耶稣会士兴建的圣保禄教堂(现大三巴牌坊前身)，因此本地人又称它为"三巴仔"。圣堂1953年再被修葺，以巴洛克风格著称。

岗顶剧院

岗顶剧院，原称伯多禄五世剧院，清咸丰十年(1860年)由澳门葡萄牙人集资兴建，以纪念葡萄牙国王伯多禄五世。整个建筑为希腊古典复兴风格。岗顶剧院是中国最古老的欧式剧院，是当年葡人社群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

何东图书馆

何东图书馆，原是何东别墅，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整个建筑为黄色。原主人为葡国人，民国七年(1918年)被香港富豪何东爵士购买，作为夏天来澳门消暑的别墅。他去世后将别墅赠给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之用。

圣奥斯定教堂

圣奥斯定教堂，又称龙须庙，也叫岗顶教堂。早在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耶稣会教士即在岗顶修建教堂，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建成，并在后面增建了一间修院。初时建筑简陋，教士们用蒲葵叶来覆盖教堂的屋顶，每当海风劲吹，教堂屋顶的树叶即随风扬起，华人看着这情景如同龙须竖起，所以称这座教堂为龙须庙。建成后约30年，遭炮火轰击，清光绪元年(1875年)重建。

民政总署大楼

民政总署大楼，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前身为市政厅，后曾多次重修，现规模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修所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南欧建筑艺术特色。二楼的图书馆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启用，以葡国玛弗拉修道院图书馆为设计蓝本，装潢和家具陈设具有浓厚的古典气息，现专门收藏17世纪~20世纪50年代的外文古籍。

三街会馆

三街会馆，所在地原为澳门繁华市区"荣宁坊"，门口有对联"荣居康乐境，宁享太平年"。会馆初建时只是商人议事的场所，为表崇敬之意，馆中设有关帝神殿及财帛星君殿，之后祀者日众，人人入内拜祭，会馆功能不断退化，而祀神则成为其主要功能，到后来人们直呼其为"关帝庙"。

仁慈堂大楼

仁慈堂大楼，明隆庆三年(1569年)澳门首任主教贾尼路创立了仁慈堂，负责慈善救济工作。成立后，仁慈堂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西式医院白马行医院，并设育婴堂、麻风院、老人院、孤儿院等机构。仁慈堂大楼修建于18世纪中叶，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形成现有面貌，具有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整体除花岗石柱基外，均以白色粉刷。

主教座堂

主教座堂，又称大堂或大庙，始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本为一幢小型木造的建筑。清乾隆五十四年(1849年)，天主教集众捐款，重新改建。建筑富有西班牙宗教色彩，外形庄严纯洁，内部精巧华丽，教堂里面装嵌有美丽的彩色玻璃，正面两边为双塔式建筑，澳门教会的重大庆典，必在此举行。大堂奉祀的是圣彼得。主祭坛空间深远，设计简单，祭坛下掩埋着16~17世纪的主教和圣徒遗骨。

卢家大屋

卢家大屋，是澳门商人卢九家族的旧居，又名"金玉堂"。卢家为广东新会人，大约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移居澳门。大屋约落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青砖建造，仿广州西关大屋布局，高两层，屋内融合中西方装饰材料和手法，既有粤中地区常见的砖雕、灰塑、横披、挂落、蚝壳窗，又有西式的假天花、铸铁栏杆等，反映了澳门中西建筑风格合璧的民居特点，是晚清粤中民居温婉纤细建筑风格的代表。

玫瑰堂

玫瑰堂，又称多明我堂，由道明会士(又称多明我会)创建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该会在中国的第一所教堂。教堂初建时用木板搭建，华人称之为"板樟庙";因教堂供奉玫瑰圣母，故又称玫瑰堂。清道光八年(1828年)，教堂进行大修，教堂有着巴洛克式大门，奶白色外墙和绿色百叶窗非常醒目。教堂内的天花板上布满了图案装饰，形状各异的彩色玻璃片组合成的各种图案，教堂旁边的四层"圣物宝库"收藏了300多件澳门天主教的珍贵文物。

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正式名称为圣保禄大教堂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堂，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曾经是天主教远东教区的大本营，"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先后被焚毁3次，大三巴只剩一堵残壁，是澳门标志性建筑遗迹。教堂原本由一名意大利籍的耶稣会神父设计，由日本工匠协助建成，糅合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东方建筑的风格，中西合璧、雕刻精细。从牌坊顶部逐层而下，先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十字架，其下再分三层，每层的壁龛均藏有一铜像，十字架下是一具铜鸽，旁边围有太阳、月亮及星辰的石刻，象征圣母童贞怀孕一刹那时光。铜鸽之下是一个耶稣圣婴像，像的旁边刻有用以钉死耶稣的工具。第三层的正中刻着一个童贞圣母雕像，旁边以牡丹和菊花两种花朵围绕。雕像左方还刻"永恒之众"，一艘"葡式帆船"及"面目狰狞的魔鬼"。右方则刻有代表生命之树及圣母征服魔鬼并刺穿其骷髅的图像。第三层的下面有一层壁龛，有四位耶稣会圣人雕像。牌坊的底部有三面大门，正面的大门上刻有拉丁文MATERDEI字样，意即"天主圣母"，两侧的门上刻有耶稣的记号"IHS"。

大炮台

大炮台，位于柿山(炮台山)之巅，是澳门中央炮台，有42门大炮，是葡萄牙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天启六年(1617年~1626年)修建的，名圣保禄炮台，澳门居民多称为大炮台。占地约1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四边形，是当时澳门防御系统的核心，构成了覆盖东西海岸的宽大炮火防卫网。

圣安多尼教堂

圣安多尼教堂，约建于明嘉靖三十七年~嘉靖三十九年(1558~1560年)间，是澳门三大古老教堂之一。安多尼是天主教徒信奉的"婚姻主保"之神，葡人婚礼多在此举行，因此称之为"花王堂"。圣安多尼教堂多次遭到火灾，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大火灾使整座教堂只余下残垣断壁，但在第二年就由教徒们捐资重建。因为花王堂是全澳门最早的教堂，所以其他教堂都以其鸣钟为表率，每当其教堂响起钟声时，其他教堂即群起响应。

仁慈堂大楼

仁慈堂大楼，现有建筑修建于18世纪中叶，19世纪末根据新古典的表现方式加建现有立面之拱廊部分。仁慈堂为砖石建筑，建筑整体除花岗石柱基外，均粉刷以白色。建筑物正立面上层为大楼之外廊，下层为宽2米的公众通道。立面墙身是建在10个方形的花岗岩柱基上，柱基间则以砖券相连。在柱基上均设有壁柱一对作装饰，这种券柱式建筑手法在立面上重复使用，令大楼立面具有一种镂空的效果。建筑物宽22米，女儿墙高度为12.5米，左右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宽22米，其顶上之三角形山花高达16米，打破了建筑物的水平感，主面上下两层各开有7个券拱，其中以中间3个较大，而券拱两侧之壁柱在形式及柱式上均有所不同，上层中央三组为爱奥尼式圆柱，两侧4个则为爱奥尼式方柱，至于下层则为科林斯柱式，两侧为圆柱，中间却是方柱，并以叠柱形成出现。

东望洋炮台

东望洋炮台(含东望洋灯塔及圣母雪地殿教堂)，修筑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明崇祯十年(1637年)扩大增修，翌年完工，建筑占地约800平方米，炮台平面为不规则多边形，墙高约6米，立面由花岗石筑建而成，女儿墙不作雉堞式设计，在架设大炮的地方，女儿墙稍为降低。炮台内的圣母雪地殿教堂约建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祀奉雪地圣母，教堂内部的壁画运用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整个画面是中西文化和艺术的大融会，是该地区众多教堂中独一无二的。东望洋灯塔建成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是中国也是远东地区最古老的灯塔。

岗顶剧院

岗顶剧院，位于岗顶前地，建筑长41.5米，宽22米，中式坡屋顶之屋脊高为12米，屋檐高为7.5米。建筑设计为新古典希腊复兴风格，平面作纵向布局，圆形的观众席前后布置了前厅及舞台，两侧是可供休息的长廊，长廊上设有楼梯直达二楼观众席，观众席为月牙形，依靠楼下10条排列成弧线的柱子支撑着。剧院正主面为一面宽15.7米的门廊，门廊顶端以三角形山花收结，其下则是由四组爱奥尼柱式倚柱组成的三个券洞，券洞宽约3米，而8条倚柱均长约6米，山花及柱子上装饰较为简单，令立面看起来更为雄伟、高耸。与正立面不同的是面向岗顶前地之侧立面，其墙上连续开满9个宽2.45米的落地大窗，进一步加强屋面水平感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浑厚的气度。建筑整体粉刷以绿色，衬托墨绿色门窗及红色屋顶，在以黄色为主调的周围环境中，既和谐共处又突显个性。

哪吒庙

哪吒庙，建筑深8.4米，宽4.51米，为两进式建筑，中间没有天井，是传统中式庙宇中较罕见的例子，主要由相连的门厅及正殿组成。正殿进深5米，四面墙体均以青砖筑建而成，青砖表面抹灰并重新划上砖线，屋顶为传统硬山式，正脊高5米，檐口高3.4米。整体主要以灰色为主，除山墙上有少许草尾点缀外，一般不作装饰。正殿入口前是哪咤庙之门厅，它是歇山式建筑，部分屋顶重叠于正殿屋顶上。门厅三周不砌墙，只以漆上黑色木栏栅围绕。整个屋顶之重量，由正面两条石立柱及插入正殿山墙之木梁承托，建筑正脊有鳌鱼及宝珠衬托，垂脊呈飞檐状。建筑整体装饰简约。

历史文化

出版书籍

2006年，许政编著《鲜有的"文化共时结构"--"世界遗产"澳门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2007年，童乔慧编著《澳门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实践》。

2007年，澳门学者邢荣发编著的《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介绍了明清时期澳门城市建筑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及对澳门的欧陆风格与葡萄牙风格建筑作了叙述，该书荣获第二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的著作类一等奖。

2008年，《澳门文物建筑笔记》是由两位澳门从事文物保护和建筑设计的人士张鹊桥，陈建成以建筑艺术的角度对文物的某个片面进行谈论。

2009年，谭明编著《澳门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2009年，李玺、毛蕾编著《澳门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的创新性开发策略研究--游客感知的视角》。

2009年，吴尧、朱蓉编著《更新过程:澳门历史建筑群世界遗产保护研究略记》。

2009年，龚恺《"内"与"外"的改造一~对澳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一~次城市更新设计》。

2010年，陈金华、黄家仪编著《基于公众感知与参与视角的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2010年，袁俊、张萌编著《生态旅游视野下的澳门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申报过程

早在澳葡政府时期，将澳门历史城区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遇到了很多技术问题;但自从澳门回归中国，申报便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2001年年初，中国国家文物局派出三名专家到澳门协助文化局制订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申请书的初步文本，并就相关申请程序和配套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澳门行政长官代表、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于同年7月23日，主持了澳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启动仪式，宣布中国将于2003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其中一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为"澳门历史建筑"。

到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澳门历史建筑群"已被确定为"2005年中国惟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并将会在第29届世界遗产会议上被审议。

在第2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2005年7月15日的会议上，澳门历史城区获得一致的决定，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评定标准

满足世界文化遗产下列评定标准:

(ii)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

(iii)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iv)人类历史发展中某一建筑风格的杰出范例;

(vi)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文物价值

澳门历史城区保存了澳门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精髓，它是中国境内现存年代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以西式建筑为主、中西式建筑互相辉映的历史城区;是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和远东地区传播历史重要的见证;更是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互补、多元共存的结晶。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澳门历史城区的评价是:见证了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以至远东地区的发展，也见证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渊源;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筑遗产，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综合体现;是中国境内接触近代西方器物与文化最早、最多、最重要的地方，同时是近代西方建筑传入中国的第一站。

文物保护

根据记戴，"1953年12月10日澳门总督史柏泰(MarquesEsparteiro)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确定现有的建筑文物'。这是澳门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以书面形式关注城市的保护工作。7年以后，另一位总督马济时(JaimeSilverioMarques)任命了一个新的工作组，其工作为'研究和提出适当的措施以保护和重视历史和艺术文物'。但是，当时保护文物建筑，仅局限于个别的楼宇、教堂、宫殿和炮台等。"由此可见，澳门最早有关文物建筑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处于澳葡政府时期，主要是官方主导。

20世纪80年代开始，澳门民间开始出现文物保护的热潮，政府也对整个澳门地区的建筑和文化遗产进行了评定。

直至2000年，澳门对本地历史建筑的研究才开始比较盛行，当时主要把澳门划为历史建筑群、历史文化街区等，主要是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主导，邀请国内外专家到澳门参与调研。

2001年7月23日，澳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启动日正式启动，标志着澳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规模活动正式展开，澳门历史建筑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2005年7月15日，在南非举行的第二十九届世遗大会。澳门历史城区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v)(vi)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支撑中华文明传承了几千年

【听雷新宏聊文化四】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包容并蓄??

因为包容，我们才能够绵延千年而不绝??

因为包容，我们才能56个民族是一家??

因为包容，中国文明才能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

从炎皇帝的结盟合并，到西周文明的一统天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大唐盛世万邦来贺，宋元明清的民族交替，朝代的更新接替，使中华文化具备多元性，丰富性，延续性。

再来看中国三个主流教派：儒释道，儒家道家是中国本土的，佛教是舶来品。虽然历代皇帝打压这个，扶持那个，但是都流传了下来。

再来看看与中华文明一起成为世界文明的其他三大原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如今没有了三者踪影，他们只留下了一些散落的古迹，他们消失的原因，就是不包容，赶尽杀绝。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都是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积极融入我们中华文明。

为中国文明点赞，为传播中国文明继续努力????

中国研究精神内涵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国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在不同时期，中国精神逐步积淀，最终形成的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多元价值体系的思想精粹，成为我国各个民族的精神之魂。

中国精神经历了哪些历史时期？为什么中国精神能成为连接、增强各民族人民的精神纽带？今天，我们一起探寻中国精神的发展脉络和时代价值。

中国精神有何时代内涵？

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也造就了那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若以纵向时间段而言，将全球范围内各个不同区域或民族所有的历史时段的“时代精神”加以累积，则构成了该区域或该民族的时代精神。

由此来看，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以中原地带、黄河流域及长江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逐步得以融合，其文化也得以全方位发展和积淀，期间积累起来的精神文化成果是“中国精神”的根基和底蕴。不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受到西方文明的外来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20世纪后期，历经一个半世纪的坎坷发展，又为“中国精神”增添了全新的血肉，或言生长出枝叶繁茂的枝丫和果实。具体的历史时间段及其时代精神的表达，可划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层面：中国精神的根与脉——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积淀和发展（公元前3000年左右—公元1840年）

首先，以“三纲五常”为主体内容的儒家思想。孔子在春秋时期所奠基的儒家学说至今已超过2500年，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王朝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至今也有超过2100年的历史。这种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三纲五常”，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信”成为两千多年历代帝王和平民百姓所奉行的精神主旨。具体而言，儒家思想强调“仁义”和“人为贵”，它作为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思想，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当然，儒家思想不止如此，它历经丰富和发展，内涵不断累积和凝练，诸如博爱、厚生，公平、正义尤其是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乃至民主、法治等，构成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思想内涵丰富……为历代儒客尊崇，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作为两千多年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儒家思想在当下越来越得到充分地传承和弘扬；同样也可以预料的是，儒家思想对于未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对中外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潜在意义可谓深远。

其次，以“天道”“无为”和“个体价值”为主要内容的道家思想。同样是在春秋时期所创立的道家学说也可谓历史悠久，道家学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都有较大影响。这种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天道无为”思想和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念。具体而言，“天道无为”作为道家基础性的思想，也是其修行方式；在政治生活中，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其理论基础是天地万物皆由道而生，且天地万物之运动也是循道而周而复始，而为人处事皆需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妄为。同时，道家精神也追求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与解放，所谓“谦”“柔”“心斋”“坐忘”“化蝶”等“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理念和修为对后世士大夫阶层影响深远，而且道家思想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次，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佛教文化。自佛教传播到中国以来，对古代中华文明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也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特征，它善于吸纳外来文化并使之本土化，以便适应中华文化的土壤，佛教在我国逐渐迈入“世俗化之路”，就是中华文明强大“包容力”的有力例证。所谓“事君事亲，也能成佛”，到北宋初期就有儒释道合流之势，佛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影响，进而实现佛教中国化。当然，佛教的精髓和主体亦即其重视生命价值和自然平等的思想，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响至深至远。

最后，以其他各种学说和少数民族文化为重心的精神。中国历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文化积淀，不仅有儒释道这些所谓“官方”主旨文化，而且还有其他的内容，因为数千年来，在民众中间尤其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农民中传承的乡村文化、乡贤文化等，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其中，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存在于中华大地各个地方，从流行在中国民众间的神鬼、祖先信仰以及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仪式等，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那些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的仪式组织、原始巫术和万物有灵论等，皆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于是乎，民间文化模式存在着较大而潜在影响，这些构成了当今所言的“中国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层面：转型与转折点——中国精神在近代社会的变迁（1840年—1919年）

鸦片战争是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历史转折点。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中国濒临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因此而经受较大的考验和磨难。当然，就“中国精神”内涵的发展而言，这种精神又得以丰富和发展，增添了全新的元素。

一是发愤图强的精神。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自强精神是新一代士大夫阶层以及民众的反应和应变，当时面对内忧外患，部分社会精英开启洋务运动甚至变法图强的事业，百姓则顽强应战，从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再到积极参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到五四时期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等等，皆体现了这种民众的呼声和行动。

二是变革创新的精神。变革创新精神在古代也有展现，而在近代社会，面临着危机和屈辱，一些精英分子和著名人物，则更是勇敢地站出来，引领了一个伟大领域或者潮流的开启。从林则徐、魏源到王韬、薛福成，再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登场。

三是不屈不挠的精神。孙中山先生是这一历史时代的典型和楷模，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伟大人物，孙中山先生为振兴中华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是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完美展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希望统一、反对分裂的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而面对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和边疆危机，中国人民所展示的团结统一精神就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数仁人志士为反帝、反封建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这是一种使任何征服或分裂中华民族的企图都不能得逞的强大精神力量。

无疑，这一历史时段之末诞生的“五四精神”可谓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承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御敌奋斗精神，同时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开始全新的民主主义革命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第三个层面：“红色精神”开启——全新的引领和内涵（1921年—2021年）

这一历史时段是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拼搏的一百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开启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期间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和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红色精神”。这种以红色文化为主体系列的“建党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精神。

第一阶段，“建党精神”：创党实践及发展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红色文化”为主体的“建党精神”自红色基因诞生、辐射到发展和丰富，这种精神不断地得以曲折而坚韧地呈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在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中国精神，以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提振中国精神，以宣传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塑造中国精神，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涵育中国精神，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中国精神”。从1921年到1949年涌现出的“红色精神”，我们可称之为“建党精神”的系列精神。它们包括石库门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以及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等等。

第二阶段，“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社会主义发展史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内容依然有很多，突出的是团结精神、独立自主的创造和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大公无私精神等。在这些精神中，尤以包括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抗美援朝精神、以艰苦奋斗为主体元素的时代楷模精神为主要内容，其中，时代楷模精神包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至今依然影响很大。

当然，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还有以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勇于创新为表征的科学研究精神，例如，著名的“两弹一星”精神；主体是广大农民的“大寨精神”和主体是工人的“大庆精神”，主体是军人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更有体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和不屈不挠气质的“红旗渠精神”。

第三阶段，“改革创新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具体内容包括小岗精神、特区精神、拓荒牛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中国女排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新时期创业精神、华西村精神、北京奥运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等等，而且它们又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发挥了较大的影响。

那么，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继承和接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精神，开启随后取得中国精神的全面提炼和提升阶段。

第四阶段，“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凝练与提升阶段（党的十八大到202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精神得以凝练与升华，我们可称之为“新时代的中国精神”。纵观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历程，期间所逐步积淀和构筑起来的体现民族性和这一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文化的中国精神谱系”，这一精神谱系也“成为维系党和国家的根和魂”，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提炼。

自2012年以来，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政府持续“深化改革和开放”，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局势产生了较大影响，期间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以及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展现的创造创新精神得以提升和集中呈现，诸如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北斗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譬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人民同仇“疫”忾，团结一致，将抗疫精神发挥到极致，这是对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和“时代表达”。

总之，进入新时代以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得到“重新注解……（它们）在国内、国外两个场域同时发力”，彰显了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的民族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以今日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而逐步融合、发展起来的各民族共生共存、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共同体，期间锻造和凝练出来的“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国精神的这种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多民族不同的文化并存及发展

中华民族是由诸多民族逐步融合起来的，期间经历数千年文明发展史，这种“多民族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和主体（主干），同时也发展起其他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分支）。中国文化精神富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此亦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存在着差异性之本因。

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是世界文明发展大势所趋，也是当今及未来国际社会之需，此为人类之主观愿望所无法改变的自然结果。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于一体”，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经济和文化交流可谓相互依赖，也形成着一定的互补性，其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的逐步加深，各民族间形成了共同的向心力、凝聚力，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体’的根本原因”。250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局面，后来周边各个民族逐步融入，使得文化多元之势得以奠基；特别是宋元以来吸纳了世界各种文化，加之鸦片战争爆发后，近代中国被迫输入更多的外来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更加突出。

在这种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经过凝结升华将更加完整的传统文化与各个民族文化并存及发展的局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立足于现实，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当然这也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此即中华文化多元之特征。

◆“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性

中华民族认可、认同这一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精神。这也是近现代以来由于外敌入侵而带来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所形成的更加坚定也完全得以强化的一种群体意识和精神共识，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精神”凝练和提升的呈现。

这种认同性在20世纪得到进一步提升。首先，是20世纪初期因内忧外患加深了上述“两大危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带来了全新的“共和国”新气象；其次，接下来军阀的统治并没有带来局面的好转，相反却使得危机加深，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时代精神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最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创党实践带来的精神和文化的认同是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的目标和理想，因为这种精神和理念所包含的对象是广大民众，这也是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始终重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其目标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种目标在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加强，在新时代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这种“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进一步强化和凝练为全国人民的“五个认同”，亦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对传统文化及伦理道德的认知和认同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融合，从先秦时期秦国自西北入主中原地带，到北魏拓跋氏汉化，再到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们接受政治体制及儒家传统，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到周边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就了今日各民族的“文化共识”；文化传统的自我认同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是其他一切共识的基础。而当下，“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社会及各民族具有这种伦理型文化的共同认知。

◆价值观的趋同性

价值观既有多样性，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不同的民族及群体最初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不过随着交流甚至融合趋势，主流价值观也逐渐被接受。因此，当今世界，价值观的多元化呈现于全球各区域，但每个地区、国家和民族也存在着主流的价值观。中华民族也是如此，从古代到今天，多元化的价值观始终存在于各个民族之中，不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也逐步影响到中原王朝的周边民族，甚至影响到周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至今，如同“伦理道德认同”一样，新时代中国各个民族的价值观既存在着多样性，也拥有一种主流价值观，亦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的趋同性也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质的融通性。中华民族是由诸多民族逐步融合起来的，期间经历了漫长的“磨合期”，此处精神气质的“融通性”，指的是我国各个民族对“中国”这一国家主权、传统文化、道德伦理、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精神财富和理想愿景的融会贯通，期间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相互沟通，逐步融合、融洽，最终相互理解、认同和贯通。

中国精神有何价值意蕴？

立足于当下，展望未来，中国精神具有永恒的活力和生命力，以及持久且强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中国精神是对中国社会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的回应。就现实维度而言，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和精华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时代精神的充分呈现。它“是对重大现实需求的回应，是一种灵活、动态、开放的多元价值体系和文化，各种价值……彼此配合、相得益彰,就像交响乐一样”。

另一方面，中国精神是未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乃至实现中国梦的底蕴和支撑。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凝心聚力之魂，也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及思想的基础和精华，是连接、增强各民族人民的精神纽带，而放眼于未来，这种精神更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中国精神是我国各个民族的精神之魂，其内涵丰富而深刻，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即将呈现于国际社会；其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辅相成。

“龙文化”是如何一步一步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下来的

中国五千年的古老文化都跟龙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就是龙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演变，随着各时期的龙崇拜的不同，演绎了中国灿烂的古老文化，龙的原型和龙崇拜的发展历程，客观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主题方向，龙文化的深远影响对中国历代人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主导作用。现代社会仍然保持着古代崇拜龙的影子，时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

一:龙的起源。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不少于八千年，龙作为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一种理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辽宁阜新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时间定位提供了证俱。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陶器龙纹距今达七八千年，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彩陶龙纹也距今七千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蚌塑龙纹也距今六千四百多年。

二:龙的历史足迹。古文献谈龙，有的是史书，一些所谓记载，也难免道听途说，讹言当真，不可轻信，既然是中华文化，也不仿当故事来看吧。

1):伏羲舜夏。伏羲氏时，因而以龙记事，创立文字，《皋陶谟》:“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竹书纪年》:“伏羲氏各氏族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佐传.昭公十七年》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路史.后记》卷十一:“当舜之时，人来效献龙，求能食之，高阳之后，有董父能求其欲，使豢之。赐之氏白豢龙，封于鬷川，于是始有豢龙之宫"。《拾遗记》:“舜时，南浔之国献毛龙，一雌一雄，放置豢龙之宫，至夏代豢龙不绝，因以命族"。

2):商至清代。《佐传昭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有渊”。《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气堕北宫温明殿东庭中，黑如车盖，起奋汛，身五色，有头，体长十丈余，形貌似龙"。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黄龙出现在武阳赤水，逗留九天后离去，当时曾为此建庙立碑。《晋书.卷一百九载记第九》永和元年(345年)前，前燕太祖慕容皝祭龙:“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宰，二龙父有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起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南齐书.齐始兴简王鉴传》、《唐年补录》、《元史.五行志》、《元史.顺帝记》都有龙的记载，到了明代崇祯四年(1631年)的《临安府志》记载:“须爪鳞甲毕露，大数围，长一数十丈”。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永平府志》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年)夏天，有龙降落在滦河下游的乐亭县境闪，蝇蛆遍体，当地百姓为它搭棚以遮光，用水泼其身，三天后，一场雷雨中离开原地"。

就龙的传说一直延续至光绪年间，包括清代的此二地方志也有龙的说辞，又因清朝特别重视龙，以龙为国旗。自商至清朝，记载龙的资料近三百篇。

以上所列，看上去有根有据，并且记录也非常详细，但是从科学角度来说，是不会有其龙这样的动物，在科学资料中只有恐龙的记载，但恐龙与人们所遵的龙是凤牛马不象及的。这也不外乎古代尊龙、信龙、的观念，并且又把龙当成吉祥瑞兽，龙又是帝王的象征，只能说明龙是一种古代文明的信仰，从历史记录来看，不外乎悬空穴来风。

但不能否认的是，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龙文化上下八千余年，源远流长，龙的影响极大，波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多彩多姿，龙的装饰、雕龙、元宵节舞龙、二月二龙抬头、吃龙须面、端午节赛龙舟、龙图画、龙书法、龙诗歌、龙歌曲等等，龙是流行民间的文化，龙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的子孙"、“龙们传人"这些称谓，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